陇西锡铭于2024年5月14日经香港转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晚上住希尔顿酒店。

  16日专程去马六甲，这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站，主要的中国元素有青云亭和三宝庙。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区的庙堂街，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青云亭之名取平步青云之意。嘉庆六年重修青云亭碑记云:“吾想夫通货积财，应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宵直上之势，如青云之得路焉，获利故无慊于得名也，故额斯亭曰青云亭。”青云亭曾是葡萄牙和荷兰统治马六甲时代华人甲必丹的办事所和解决纠纷的仲裁处，也是华人会议中心。

  三宝庙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古老名港三宝垄市的望安山(狮头山)山麓。1405年，中国明代三保太监郑和奉旨率船队出使“西洋”，曾经到过三宝垄，他用带去的瓷器、丝绸、金银和铜铁器换取当地特产，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展和平贸易，进行友好交往。后来，广大华侨以及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郑和，在相传当年他率领船员登岸的地方，建造了三宝庙，供奉着一尊三保太监的全身像。郑和下西洋前夕，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全盛时期，也是东南亚海盗活动猖獗时期。郑和在600年前肃清了海盗，被看作是东南亚华商的保护神。

  17日一天时间在吉隆坡，步行逛完了著名的三个景点：双子塔、东方明珠塔和大哥大。著名的唐人街在“大哥大”楼旁。在唐人街华文书店，首次知道，老挝也叫寮国。我学的历史的老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居然称寮国。资料显示：中文古籍中，曾称老挝为南掌、兰章、澜沧、缆掌、老挝、老抓、老丫、潦查等等。而在越南古籍中，被称作“哀牢”和“牢国”，简称“牢”。日本汉字还有“罗宇”的称法。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大陆的报纸在报导老挝新闻时使用的中文名称上比较混乱，有称“寮”、“佬”、“辽”等等。陈毅最终决定将译名定为老挝。东南亚的华人仍称之为寮国。

  这里最大的收获是翻看了《寮国史》、《越南史》、《新加坡史》等。最后购买了一本《东南亚史》返回酒店。

  《东南亚史》的副标题为“多元而独特，关键的十字路口”，繁体字排版。作者Anthony Reid汉译“安东尼・瑞德”，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经济与历史学士、历史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是澳洲人文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现为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为国际上研究东南亚的第一人，东南亚史大家。他的研究亮点，不是从决定历史的所谓大事件出发，而是注重环境、地理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等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因此有「亚洲的布劳岱尔」之称。

  《东南亚史》的中文翻译者为韩翔中，他还译有《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八旗文化出版）、《城墙：从万里长城到柏林围墙，一部血与砖打造的人类文明史》、《英伦视野下的欧洲史：从希腊雅典的荣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观点和幽默解读》、《荣格论心理学与宗教》、《历史猎人：追寻失落的世界宝藏》等书。

  《东南亚史》的审订者郑永常教授，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专长于中越关系史、明史、东南亚华人史、东南亚史、东亚海贸史。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退休教授。

  罗列以上名单，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东南亚史》的作者、审订者、翻译者，都是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史学家。《东南亚史》坚持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印度、中国、、近代欧洲的力量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相遇、交织和互相影响，正是东南亚在全球史中的重要特征。这也是这本《东南亚史》最需要我们来关注的认知高度。

  陇西锡铭回到深圳的之前，在吉隆坡酒店，回深圳的飞机上、地铁上，已经认真阅读了《东南亚史》的三分之一内容。回到深圳，用半个月时间读完，又重读，因此有了把《东南亚史》有关中华人和中国相关文字摘录的想法，就以《东南亚史一书中的中国元素》的名义整理出来，其实也是《东南亚华人发展简史》的缩写版。

  越南人浑用与中国三角洲农业相似的技术，在至少一千年前便慢慢的开始驯服红河三角洲·沿着河流兴建堤坝以防范洪水，越南人还造出复杂的灌溉系统，帮他们在干季期间也能种植稻米。

  目前作为东南亚地区主流的诸多语族，是从今天中国南部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地区向南迁徙而来。亚洲人最早转型从事稻米农业，是发生在长江中游南边的湖泊区，这项事实似乎能够大部分解释为何中国人或原型中国人渐渐将不愿意被并入的民族挤向南方。

  基因证据显示，现代两种主流稻种「日本型稻」和「印度型稻」是分别受到驯化的，前者是在中国南部被驯化，后者则是在印度和／或东南亚大陆区被驯化。

  南岛语系的先祖包括台湾原住民与马来一玻里尼西亚语族，他们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三五○○年左右从大陆抵达台湾，不过证明他们将稻米农业带来台湾的证据，定年则落在公元前二五○○年。

  中国南方发生的「农业革命」是指大约自九世纪至十三世纪期间，种稻技术变得更集约并形成理论通则。中国方面对这些变革的记载，远比东南亚更完备，不过很显然的是，这些进步并不限属于一个书写文化——虽然中国农书可能有助于技术在中国与越南之间通则化，而是在农业技术能有效施展的地方来来地流传。

  在前往中国的海路上，占婆具有贸易与海盗行动方面的有利位置，因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人与朝圣者必须通行马六甲海峡，因此只有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可以与之比肩。透过「朝贡」贸易的媒介作用，朱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商业联繁开始兴盛，因此受益的三个对象分别是大越（在宋代有七十六次朝贡使团）、占婆（六十二次）和三佛齐（二十六次）；把剩下的东南亚国家加总起来，它们的朝贡使团数量还不到二十次，这个现象正可反映．对上述三个政权来说，与中国贸易的价值是何等之高。

  以今日视角看来，由相互竞争的河港所组成的崧散政权，历史学者称之为「三佛齐」。当三佛齐在七世纪中期第一次派遣使团到中国的时候，它的中心可能是在末罗瑜，地点接近巴当哈里河畔的占碑，但是后来的三佛齐变成比较接近现在的巨港。这个海洋文明在延续到十三世纪的悠久生命当中，曾经将半岛区、苏门答腊与部分爪哇岛上的小港口，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并将它们的货品输出运送到中国。

  公元第一千纪的多数时间里，东京的三角洲都是由统治，期间发展出在中国南方很普遍、却不见于东南亚别的地方的三角洲农业类型。

  中华文明的长寿、广大，以及国家体制下的官僚力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每次在经历外来征服或内部崩溃之后，总是可以在类似的组织基础上自我重建。中国是第一个禁止运输武器的大型区域，它希望能让国家垄断武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东南亚却是最后一名。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的定义可以跟文明本身画上等号，文明内部的人们自我称呼为明人或唐人,又或者是更现代的称呼「中国人」，这使他们的国民性与他们的文明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对东南亚人口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十三世纪以来那些向南迁移，并且被南方人认知为「中国人」的帝国子民；相反地，中国对东南亚人口最大的贡献，是那些往南逃离官僚式帝国吞并的各种族群，他们为东南亚地区带来了农业，以及东南亚的现代语言群。在「中国」的边界向南移动之前，「大东南亚」这个词汇，是被用来称呼长江以南「还不属于中国」的广大区域。直到被帝国吞并之前这里多样的族群确实并不属于「中国」，而且他们的语言、文化与社会关系，是属于在东南亚发现的多样性光谱之内。可是，因为我是用潮湿热带气候来定义东南亚，所以，这些迁移的族群必须往南移动到这个环境内，我才会将他们视为「东南亚人」。

  少有国家统治的东南亚之所以能免于历代长期向南扩张，有四项主要的保护性因素。第一点，我们大家可以称之为中国文明的低输出性，因为中国文明的书写系统与印度拼音文字相比的话很艰深。此外低输出性还与那些帝国任命的官员的控制力有关，因为他们精通的多是中国表意文字所记载的经典。第二点则是海洋，中国政府对于征服海洋兴趣。

  自从最初汉代向南方地区（包含今日越南）扩张，中国文献就会持续定期记载,中国方面遭受热带疾病的挫败,它们将此称为「瘴」,要翻译的话通常会翻成沼气。

  大明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曾派遣数百万军队进驻广西南疆,但根据记载,多数军士却死于瘴疯,而仅存的人都逃走了。最终，广西与云南臣服于中国，但缅甸和东京则否。大清强势的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让满清帝国的国土达到极盛，连西藏也臣服了，但乾隆却在征服缅甸的重要行动上失败原因与前面是类似的。

  公元第三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有南方热带地区的国家前来朝贡，而学术界则将重心放在如何把中国记载的地名与在东南亚发现的遗物连结起来，以确定这些王国的位置在哪里。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文献对南方蛮夷「王国」使团来朝的纪录。对于商业网络、生产、交流方面的研究来说很重要，但是这些记载不应该直接就被转译为现代对于国家的假设。商人知道接触中国广大市场的最佳办法，就是把自己扮成蛮夷王国派来的贡使,尤其是中国朝廷根据古老文献所认定，但却不管它是不是真的还存在的那种国家。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赛代斯、霍尔、后代教科书上大力提倡为「第一个印度王国」的扶南。扶南从三世纪慢慢的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上,虽然东南亚地区并没有这样一个地名。

  中国与佛教最早的接触是透过中亚陆路，虽然如此，最早从中国前往印度的一些朝圣者发现，自印度经由海路返回中国是非常容易的交通方式。法显在第五世纪初完成了这趟往返印度的旅程，而至义净的时代，海上路线已经很稳固畅通了。

  大唐帝国刺激了前往东南亚的贸易和朝圣活动，使得佛教世界大为繁荣。这个佛教时代的得利者是位在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爪哇中南部，还有位在通往中国主要路线上的占婆，即便它们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世袭王权型态。

  公元一二九二至一二九三年，忽必烈从中国发动史无前例的海洋征服行动，派遣载有两万名人员与骑兵的「一千艘船舰」前往爪哇，目标是建立蒙古的威权，但这支舰队最后显然是以失败告终。一位自称是格尔达纳卡拉女婿的男人，利用了这支中国军队的武力，在距离布兰塔斯河口仅五十公里处建立起一座新首都，并由此控制住所有肥沃高地区的对外贸易。

  宋代中国的重要朝贡关系，并监督佛教纪念性建筑的兴建，还帮助李朝诸王（1009-1225年）制定法典与宫廷仪礼，大越实质上的文明标志是佛教（而非儒家），但李朝与同时代的蒲甘政权一样，将强大的地方神灵系统化为一种皇家宗教。一方面受益于宋代中国之繁荣，另一方面受益于中国相对上的军事虚弱，彼此竞争的各港口所在之东京湾海洋区域，成为了一片更具有流动性的地域。李朝还针对南边的占婆国、北边与自身竞争的「盗匪」集团发动过数次的掠劫行动。中国对于东京湾地区的控制力下降，长期之下造就广州、尤其是福建的泉州成为人类通往中国时所偏爱的港口，这个情况导致到十五世纪的时候。

  大越国的立国精神、国家抱负一直都是中国的、儒家的,而不是印度的、湿婆信仰的，所以大越并不能被称一个「纳加拉」。

  傣人于十三、十四世纪期间迁徙至东南亚北部以及接壤的云南地区，同时期进入的，还有元代（蒙古）与明代前期中国政权的扩张力量，它们共同创造出跨越东南亚山间通道的活跃交通。中国文献史料当中记载最完整的是朝贡贸易，大明共派出两百五十个跨陆使团，前往傣人等民族在东南亚北方高地的侯国，而反方向的「进责」使团数量则达五百。

  自十二世纪以来，中国的高温釉瓷是一项人们极为渴望的产品。近年出土了许多精缴的贸易物品进入国际艺术市场，它们来自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味部的墓葬遗址，以及南中国海打捞的沉船货物。由上述文物可知至十四世纪期间，有大量的中国高级物品进口到东南亚地区。不过，到了十五世纪时，却因为明代中国严格的出口限制，出现一道明代鸿沟。

  至十五世纪时，中国的金属器已经主宰了海路可及之处的市场。到了一五○○年代，像马六甲那样的贸易大城市，主要是从中国输入「上百种的铜、铁……铸铁壶、碗、盆……大量的针，其中一些产品非常高级，制作十分精良……而质量非常低劣的产品，则是从法兰德斯运到葡萄牙的东西。」由于有着先进技术与规模经济，中国生产这类对象的成本更便宜，由此，东南亚的采矿与金属加工业，跟着时间逐渐退到交通比较不易抵达的内陆地区。

  南宋失去了北方的首都与往西通往中亚的重要陆路，于是将史无前例的心力放在南方的海路交通上。从这一段时期开始，中国船运加入东南亚的贸易网络，而在宋人的活动之下，东南亚人逐渐看到内部水路运输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如十三世纪福建港口官员赵汝适（1170-1228年）这类中国人的实地报导表示，南方「蛮夷」也朝向更实际的商业化手工业迈进一大步。

  从南宋开始，有大量「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水域上航行，泉州与广州的港口成为非常国际化的中心，而我们一定要假定，最早的中国航海者，曾效仿了他们周遭的阿拉伯人、马来人等行船人的榜样。蒙古一中国在一二九二至一二九三年间进攻爪哇的大舰队，在爪哇与西婆罗洲留下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从而逆转了上述的趋势，从这时开始，南中国海两侧的地带都出现了间歇的族群混合与文化借用现象。

  明代初年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官方关系十分密切，此事激发了东南亚的外部贸易，并且催生出贸易沿线一系列的港口国家，这些港口国家将会支配后续两百年间的政局。三宝太监郑和在公元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间率领的七次帝国远征，规模之大前无古人，其中最盛大的一次舰队，拥有戎克船四十八艘与人员两万七千名。

  蒙古远征军中有许多中国兵士，或遇上船难、或被俘虏、或被诱拐。据说公元一三六八年大明开国时，有几千个逃亡的广东人取得了巨港的控制权，他们就像从前的三佛齐统治者一般，倚靠马六甲海峡贸易而发财致富。一四○七年时，郑和曾经与这群广东人的领袖发生争吵，最后郑和将后者处决，并且命另外一位巨港广东人担任「宣慰使」。这个政权并没有被中国承认为王国，但是它在一四二○年代依然企图派遣使节至日本及琉球，并且在一四二八至一四四○年间接待过至少八次的琉球贸易使团。

  十五世纪初的舰队似乎促进了作为贸易者宗教的角色，因为郑和与他属下的许多官员都是云南，而中国舰队遗留的华人，则被同化融入各港口的国际社会之中，而不是内陆区的印度教佛教一万灵信仰社会里。

  大约为公元一四八○至一六三○年期间，东南亚之所以拥有这种地位，主要源自于它的海上位置与它的香料，反而不是来自东南亚的人民，

  中国在十五世纪时的郑和时期直接「发现」了东南亚，欧洲从一五○九年开始，日本从一五八○年代开始。这些强大的经济体和印度洋的商人聚集在了东南亚的港口。尤其是中国在宋代、元代之间逐渐转变为以白银为现金的经济，整个明代（1368-1644年），中国人对于白银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中国人大多会从马尼拉购买美洲白银，从会安、柬埔寨、阿瑜陀耶购买日本白银，从万丹、巴达维亚、马六甲购买欧洲白银（经常也是来自美洲银矿）。欧洲人与印度人对于中国丝绸及陶瓷的需求，一样能在上述港岸处获得满足；此外，印度以东的所有港岸，皆对印度棉花有着非常大的需求。

  东南亚之所以处于这些交流活动的中心地位，部分原因主要在于东南亚时地理，部分原因则来自中国特殊的贸易情况。明代中国虽然是当时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它却严格禁止私人与海外地区的经济交流。明代初年，中国南方「蛮夷」诸国派遣的朝贡使团，是明廷官方唯一核准的货物交易方式。这类使团的派遣次数；在公元一四三○年之后急速减少，最近一段时间，明帝国将重心放到北方边防、将首都迁到北京、且经历了十五世纪中叶的货币危机。在那段艰困的时期内，以东南亚及琉球为基地的私人商旅，在私下透过贿络的方式运作，进而填补了部分的缺口。大约从一四七○年以下，黄金与白银开始回流入世界体系，同时，以东南亚为基地的商人，成为了中国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受益者；不过十六世纪期间；东南亚商人又受到以中国为基地的船运业者所压制。

  公元一二九○至一五○○年间，如同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造船业也演化出中国﹣东南亚的混合风格。自忽必烈于一二九○年代、永乐皇帝于一四○○年代出兵以后，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水手、士兵、商人在东南亚成家立业，这些移民有助于东南亚新兴港口城市以及船业技术之创立。

  「戎克」一词出现于十四世纪的外国纪录里，固然它的来源是更古老的爪哇词汇「戎格」( jong )。一首古爪哇文诗歌里面曾提到有种新型的「戎格」是在蒙古入侵爪哇时期模仿中国船只造成。不过，这种大型的东南亚「戎克船」在一六○○年左右消失了，导致「戎克船」一词的英文意思转变为专指中国船。

  一四○○年左右中国的干预行动，为特殊类型的港口国家提供了许多优势，港口国家加入了中国人的朝贡游戏。

  大明于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四二四年间．对于南方蛮夷王国进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阿瑜陀耶、马六甲、八昔、汶菜、马尼拉，再加上爪哇港口锦石和淡目，成为最大赢家。马六甲和文莱的国王曾前往南京接受中国册封，由此获得特权；同时，阿瑜陀耶因为成为泰国湾唯一受中国认可的口岸，确立了对傣人世界的宰制力。

  在第九至十二世纪,爪哇、文莱和其他的群岛区国家里面有金币和银币，可是这些钱币在十三世纪时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涌入的中国钱币。

  东南亚商业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中国铜钱的大量流入；中国铜钱在一三○○年左右成为爪哇岛上的基本货币，这也许是一二九○年代蒙古海军远征的结果；很快地，菲律宾某些地区也将中国铜钱当作基本货币使用。十五世纪时，中国铜钱的使用情况变得更普遍，这也许是与明代初年的干预行动有关的密集交流活动所造成。大越、占婆、马六甲、八昔、文莱等王国,在明人造访期间变得很依赖中国钱币。

  数千名泉州形成了繁荣的多民族社群，但泉州却在一三五七年时陷入混乱，发动叛乱或兵变的是蒙古军中的波斯人和什叶派。为了掌握这座多族群的城市，泉州城经历了一段非常混乱的战斗时期，城中各类社群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后来，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位对逊尼派发起屠杀的波斯将领合作，并在一三六六年后重新掌控局势。

  凡有办法逃出泉州城的人，全都逃离了，包含参与东南亚与印度洋贸易网络的大量逊尼派。这些富有的国际贸易商，撤退到占婆、爪哇、苏门答腊、文莱、马尼拉湾等最靠近的替代贸易基地，此事足以解释为何记载郑和出航行动的史家马欢会认出那么多「中国」，尤其是在爪哇北部各港口地带。

  一九七○年代时，印度尼西亚曾对于教是从中国传到爪哇的说法深感愤怒，导火线之一是苏门答腊工程师巴林桐岸出版的著作，这本回忆录中收有作者出身名门的父亲提供的数据，当中包含一份神秘的「中国」史料，记有风间传说流行的爪哇化功臣「九圣」的中国姓名与源头。

  十五世纪初期·文莱、苏禄、马尼拉是明代中国位置最东边的三个「藩属」,源由是一三六○年代有些泉州的商人曾到那几个地方定居至一五二○年左右,欧洲人第一批报告问世之际，当时的文莱已是个繁荣的苏丹国企图支配马尼拉到马六甲沿线全部的贸易。

  中国对东南亚的贸易在一五六七年时出现剧烈的变迁。公元一五六七年，中国首度出现年度特许制下进行南向贸易的大量私人戎克船。虽然在更早期阿拉伯或东南亚船只曾经占有中国海上贸易的很大部分，而在一五六七至一八四○年间，中国海洋贸易几乎全是由主要根据地在福建的华人船只所掌握。在这段时间，欧洲人占有的港口变得极为仰赖华人船只的来访,也非常仰仗有技术的华人移民当地，由此，我们或许拥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些城市贴上「欧一华城市」的标志。

  公元一五八一年，龙魁洛总督首次为华人贸易者指派一块特定区域与丝绸市场「八连」，就在马尼拉城墙外东边的巴石河南岸，马尼拉的萨尔主教对于华人居民采取保护的立场，希望能透过他们来向中国传教。

  据报，一六○三年时，马尼拉的华人居民已有两万之数，此时，各方对彼此的猜疑恶化到失控的程度，西班牙人、日本人与当地人于此结合起来，残酷地屠杀四分之三的华人。虽然这些嗜血的胜利者获得了价值三十六万披索的中国贸易商品作为奖赏，「马尼拉城却发现了自己陷入愁苦之中，由于这里没有了华人，这里变得没有东西可吃、没有鞋子可穿。」公元一○年爆发另外一场恐怖的屠杀，估计有两万华人惨遭杀害；一六六二年的时候，又出现另一场屠杀华人事件。

  在马六甲、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城市土生土长的华人，形成永久的混合语、克里奥尔化文化，此即土生华人、「岑岑娘惹」，在此等文化的形成之中，第一代东南亚母亲的角色极为关键。马六甲和马尼拉的华人，似乎是在当地人中找到伴侣；在地处偏僻的巴达维亚地区，早期华人则是从奴隶或前奴隶女性之中选择伴侣。

  中文的传播，首要是透过精采的中国戏曲（实际上通常属于福建），只要是颇具规模的华人贸易社群所在之处，凡有节庆必有中国戏曲登场，至一六○○年时已包括万丹、北大年、会安等地。

  一五四○年代至一○年代，在这百年之间，相较于黄金与重要贸易品,中国特别看重白银，且对白银设定的价值是全世界最高的。原因是中国纸币制度的衰败以及明代中国因人口与经济扩张而急需通货。全球相当比例的白银产出最终流入中国,导致了白银价格的落差，所以从东南亚和别的地方向中国输入白银，这项利润极高的贸易因此而结束。这让中国政府征收白银为税金的真实价值降低，更严重的是，东南亚地区从事的白银贸易因而利润遽减。

  据了解,这项因素对于大明的灭亡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却更加剧烈,因为东南亚是当时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贸易的最主要区域。

  中国船运业者对于一五七○至一六三○年的东南亚贸易热潮贡献良多，而这样的情况在一七五○年之后，还会再度出现;然而中国船运贸易却遭到这场危机的摧残，导致大明一四年的覆灭，甚至还导致征服中国的满清政权在对付反清复明、力量基础在福建海上贸易的郑氏政权时，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公元一六三○年代，根据官方的注册纪录，每年抵达马尼拉的中国船舶平均为三十四艘；但到了一四至一六八三年明、清之际的冲突时期，这一个数字骤跌到每年五、六艘（多数是郑氏的船）。一六八三年满清攻下台湾，随即于一六八四年取消海禁，开放海上贸易。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船只固然因此又多了起来，但终究只回复到东南亚商业繁荣期的一半左右；巴达维亚作为十七世纪冲突的赢家，受害的程度少于马尼拉，

  明人军队首度发展出火器营,拥有各类火孢和榴弹技术如此新猷使得此时的中国人，得以征服五百年前逃出自身掌控的南方邻居。一四二七年，黎利的越军攻取中国人剩余的重要阵地．而新即位的中国皇帝在面临北方的严重危胁之下，不愿意再继续前人的南方冒险。于是大越国再次取得独立地位，但大越仍然小心翼翼，不敢得意忘形．唯恐得罪北方的巨龙,它很快就回到顺服中国的态度，定期派出明廷相当看重的贡使团。

  公元一七六○年代，当时是中国航运在东南亚的扩张阶段，而这三个中心之间的地带，成为了中国船运的主要枢纽，一举取代会安与暹罗的阿瑜陀耶，并且超越巴达维亚与马尼拉。

  十八世纪的云南是中国的矿产大宝库，至十八世纪末，云南已吸引了五十万矿工。然而人们对白银、铜、铅、铁、锡的渴望，是不会受到国界阻扑的。中国矿工愿意跟任何号称享有利润分额的势力协商。中国经济扩张持续需求白银，中国矿工于是循着矿层一路南下，穿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无国家管辖的高地区。根据明代中国的记载，自公元一四一二年以来，中国矿工就被吸引到这里来，但由于地形崎岖与疮疾肆虐，此地得以伟免于的控制。

  最早吸引中国矿工前往东南亚的矿物应该是黄金，根据一些当地采矿传统显示，半岛区吉兰丹河上游布赖的金矿业，可以追溯至明代中国。

  胡椒也许是最早吸引中国种植者投入新领域、新技术的经济作物。华人胡椒种植事业最初似乎是从婆罗洲的文莱开始，一七六○年代时，已有数千位华人种植者去参加了，直到文莱地区的动尽导致华人被驱逐为止。

  蒙固亲王为避开当上泰王但合法性较低的哥哥拉玛三世,于是出家为僧。在兄长过世之后，蒙固登基为拉玛四世的事宜，便是由他身边的那群改革者和平安排，暹罗的转型于焉展开。虽然先前的国主将大量心力与资源放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但蒙固派往中国告知他即位消息的使团，居然成为暹罗的末代遣华使节。这些暹罗使者亲眼目睹中国受到太平天国动乱的打击，以及在战争中遭英国人折辱。官员告诉暹罗使者，他们不能像欧洲人使节那般进入皇宫，因为「你们是小国来使……只有如英、法大国使节才有资格进宫观见」。暹罗使节回报，在这国途中，香港总督约翰，宝宁曾向他们解说主权平等的新原则，告知暹罗的地位「与英国、法国、美国是一样的，你们不应该再向中国进贡称臣了。蒙固对此事印象非常深刻。他甚至邀请宝宁前来曼谷，以探讨暹罗在此新秩序当中的定位。稍后．蒙固便宣布废止向中国遣使进贡的“可耻”作法，不过，泰国与中国之间的正式平等外交关系，要等到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才真正确立。

  中国华人劳力涌入东南亚在一八七○至一九二五年间达到高峰，每年移民人数高达数十万人。在东南亚奠基已久的菁英人士主要是来自福建的客家人，而这波新移民潮的最大群体则是广东人，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水上航线是促成的一大因素。跟从前的移民比起来·此时要返乡容易得多了，再加上女性华人移民在一九二○年代之前人数稀少，这一些因素导致定居东南亚的华人人口数增加缓慢，甚至暹罗、爪哇、菲律宾的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减少。而当时人口稀少的新加坡周遭地区，华人人口急速增长，包含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于一八六○年时华人人口仅有十万余，然而到了一九三○年时已高达两百一十万。

  东南亚华人被公认为具有企业精神的中产阶级，是未来发展的潜在领袖。这个时代也出现了许多可观的个人成功故事。三宝瑾出生的黄仲画在过世之前，应当已经是全东南亚最富有的人物，他的遗产共有两亿荷兰盾；黄仲涵的生意包括蔗糖等热带产品出口、暴利的进口，还有银行与轮船事业。仰光出生的胡文虎，将他的专利药物老虎油发展成世界性企业并且将营利所得投入设置东南亚与香港的中文报社。曼谷出生的陈弼臣，在日本占领时期，将自身事业扩大，弥补西方人机构遗留下来的空缺，他在一九四四年建立极为成功的曼谷银行，后来又涉足农业企业。

  十七世纪的欧洲人，在东南亚首度得知健康的中国饮茶习惯。多数语言直接采用了「茶」的马来名字「 teh 」，这个字音其实来自华商的福建方言（闽南语）。

  史实显示，东南亚华人是现代式教育早期的热心人士，他们除了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对于知识的敬重之外，也同时拥有财富、社群组织以及都市位置，因此能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独立在殖民当局或泰国当局之外，华人在全东南亚各地兴办华人中文学校，来确保自己的子孙无论所操之母语方言为何都能够认得中文。最晚于一九三八年前，马来亚地区这类中文华校的学生人数已有九万一千五百人，远高于就读政府公办或英语学校的两万七千名华人。

  一九三二年后泰国民族主义者的政策目标之一是终止华人移民，同时殖民政权面对麻烦丛生的情况，也决定对移民迁入事宜实施新限制。地方人口的状况趋于稳定、性别比例愈见平衡。但因华人的平均出生率较高，所以华人人口的上涨的速度依然比总人口成长速度要略快一些。一九三一年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几个地方加起来大约有三百八十万人被归类为华人，时至一九六○年，这项数字已成长到九百一十万人。

  石锡铭，独资编撰《甘肃金石录》、《全陇诗》、《西夏文成语词典》。还出版《陇西秧歌大观》、《历代陇西诗歌选评》、《智能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