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二十七回，白骨精处心积虑要吃唐僧肉，起初变成了一个小媳妇，被孙悟空识破，白骨精使个“解尸法”跑了，把一个假尸首留在地上。一篮子香米饭，“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也不是面筋，却是几个青蛙、癞蛤蟆，满地乱跳。”证据面前，唐僧“才有三分儿信了”，但一旁的八戒却说，这是大师兄“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唐僧果然相信了八戒，责怪孙悟空打死无辜平民。随后，白骨精变作个老妇人，来向唐僧索要女儿，被孙悟空认出后重施故技逃走。唐僧大怒，责怪孙悟空“把平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继而，白骨精变成一个寻找老伴、女儿的老公公，被孙悟空打死后，地上留下的“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唐僧闻说，倒也信了，八戒却旁边挑唆：“师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话儿，故意变化这个模样，掩你的眼目哩！”唐僧又信了八戒，终将孙悟空驱离。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妨把他们师徒间的争执置换为司法场景。这里，唐僧是法官，孙悟空是诉讼中的被告人，受害人白骨精已经灭失，考虑八戒的态度，实际上他扮演了受害者代理人的角色。孙悟空终被唐僧驱离，意味着被告方在这场诉讼中败诉了。那么，问题是，掌握了事实真相的孙悟空怎么会输掉这场官司呢？在这场诉讼中，法官的品行及职业操守是无须怀疑的，小说中唐僧就是正义力量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作者觉得，苏力先生在《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中的观点，不仅能用来解释“窦娥之冤”，同样也可以解释“孙悟空之冤”。即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该案提出的深刻问题是：在一个相关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方面技术都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案件审理者能通过并且应依据什么来获得一个基本正确的判断？

  我们知道，孙悟空有一双火眼金睛，眼皮一睁，就能够辨识白骨精是个妖孽，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客观真实。可是，作为法官的唐僧呢，他并没有这样一双慧眼，他以及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八戒亲眼目睹了一个小媳妇、老妇人以及老公公被孙悟空打死的全过程，这应该被视为一种证据真实。客观真实和证据真实完全一致，是司法的完美状态，然而，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就像两个自然人之间无欠条的借贷，的确存在一个借贷行为，这是客观真实，然而，由于没欠条，就会出现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和客观真实的差异。而司法活动恰恰是依据证据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作结论。

  具体到本案，除了强调白骨精是个妖怪，一向伶牙俐齿的孙悟空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会提出足够有效的证据来说服唐僧，从而缩小证据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距离。当然，他找来了土地、山神做证人，然而，这两位证人却奇怪地并没有为孙悟空出庭作证，也没有出具任何证人证言。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来到唐僧面前，为孙悟空作证，大抵也于事无补。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整个天庭，除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及李天王的照妖镜，像孙悟空一样，能够轻易辨清妖怪的人并不多。作为低位阶的神仙，土地、山神根本不具有这种本领，因此，他们不可能分辨出白骨精是人是妖，那么，如果不是出于情面或畏惧给孙悟空作伪证，在法庭上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孙悟空也提供了物证。例如白骨精留下的那一篮子“斋饭”、粉骷髅真身，一般看来，这几乎是“铁证如山”了，基于此人们通常会指责唐僧好坏不分，一味听取八戒的谗言。在审判实践中，“铁证如山”或“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实际上都是裁判者的一个判断，其客观性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共识的产物，而并非是某个客观实在的对应，也不是证据本身的性质。我们常常会认为某些证据是铁证如山，其效力不容置疑，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会这样认为，须注意，这种确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同他人分享了许多共同的前提。一旦当咱们不可以分享这些前提时，我们就会对同样的证据作出不同的判断，甚至会认为被其他一些人认为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根本不是证据。

  例如，当一个人说1＋1＝2，我们也认为这是正确的，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正确，是因为我们大家彼此间都分享了相同的关于数的常识而形成了共识。否则，我们完全可以说1＋1等于任何一个数。

  由于孙悟空是太乙真仙，唐僧是凡夫俗子，在或人或妖的判断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分享共同认知的前提，彼此不具有社会共识，因此，孙悟空眼里的那些强有力的证据，在唐僧眼里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证据，他搞不明白，明明一篮子香米饭，怎么眨眼就生了虫子；打死的是一个人，怎么是一架骷髅躺在地上。相反，八戒虽然是天蓬元帅转世，可在眼力的修炼方面，和凡人无异，因此，在人、妖的判断上，他和唐僧是具有社会共识的。因而，在唐僧的经验看来，和孙悟空相比，八戒的话更可信。这也就不难理解，不管孙悟空怎么解释，唐僧也只是“才有三分儿信了”。而当八戒说，孙悟空的那些证据，是大师兄“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变做这等样东西，演幌你眼”的时候，便迅速获得了唐僧的认同。

  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没有人能相信孙悟空是无辜的，哪怕把这里的法官换成包拯、海瑞，也无法为孙悟空洗雪冤屈，其原因是一样的，他们和孙悟空之间同样也没有分享共同的社会知识，因而，不管孙悟空如何论证，都难以弥补他所发现的客观真实和证据真实之间的差距。由此，我们正真看到，很多时候，司法的悲剧并不都是法官的道德问题，在一个科学技术不发达、认知受限的时代和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展而言之，和窦娥冤这幕戏剧一样，三打白骨精也反映了人类在探求或重构事实真相的能力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宿命的思考。事实上，唐僧和孙悟空由此造成的分歧和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西行，这是否隐喻了，它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局限和悲剧境遇？

  有必要指出，由于客观真实和证据真实的不一致，孙悟空并不是总输官司，他也有胜诉的时候。第四十五回，车迟国一节，鹿力大仙等指控孙悟空等人“打杀了我两个徒弟，放了五百个囚僧，把三清圣象毁坏，偷吃了御赐供养”，还在国师瓶中撒尿，这些指控都是成立的，即都是客观真实。然而，孙悟空却发表了一系列辩护意见：“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徒弟，是谁知证？我等且屈认了，着两个和尚偿命，还放两个去取经。他又说我捣碎车辆，放了囚僧，此事亦无见证，料不该死，再着一个和尚领罪罢了。他说我毁了三清，闹了观宇……我僧乃东土之人，乍来此处，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里就知他观中之事？既遗下小便，就该当时捉住，却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无限，怎么就说是我？”而对自身的神通，则绝口不提。

  车迟国国王起初欲杀四众，听了这一番辩解，竟一时决断不定。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于书中所说“那国王本来昏乱”，而是作为法官，他也面临了和唐僧一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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