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七个春秋,我唯一的姨母也离开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尘世。她以九十二岁的年龄,成为她居住的村庄中最为高寿的老人。九十二岁,近乎一个世纪的旅程。她经历了民国革命的呐喊、战乱的和新中国的黎明;她经历了少年的懵懂、青春的葱郁和暮年的落寞。九十二岁,她用泪水送走了父母、送走了丈夫、送走了亲生儿子;她用自己的坚守和温情,诉说着一个小脚女人的大爱无疆。 姨母二十九岁改嫁到这个村庄,续弦于姨夫。当时姨夫已是有两个儿子的父亲了,大表哥十六岁、二表哥十岁,后来姨母又和姨夫生育了一个儿子。他们一家五口人,姨夫的教师工资收入再加上集体的口粮分配,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要宽裕许多。 我们家老少十来口人,孩子多,劳力少,父亲的工资总是那几十元钱,一家人吃饭、人情岁往、儿娶女嫁等支出,使得家庭经济状况常常是捉襟见肘。同温饱抗争的酸涩就是我从小感受到的生活的滋味。吃饭是家中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的法则在我的家庭中体现得尤为真切。生计所迫,父母实在无法养活这么多的孩子了,加之姨母又没有女儿,经过商议,想把三姐过继给了姨母。姨母和姨夫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毅然接收了三姐。在那个清贫的岁月,增加一个饭碗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而年小的三姐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不断地追问父母:这么多的孩子,为什么偏偏将她舍弃给别人呢?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三姐回家时的哭泣,然后她在父母的催促中,又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家门。父母看着三姐单薄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泪水不觉淌满了脸颊。姨母知道三姐心里委屈,她时常安慰三姐,将三姐视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百般疼爱,将两个表哥也视同己出,给在现实中已失去亲生母爱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心理慰藉。 面对我们家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姨母始终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个家庭。她尽量用自己的辛劳帮助她唯一的妹妹度过生活的艰难,平淡的岁月里,她总是不时地挪着一双小脚,小心翼翼地给我们带来一把青枣甚至是几块咸菜,贴补我们家清贫的日子。姨母少言寡语,心态平和,虽是一母所生但她和母亲的性格却截然不同,这也许是她们的寿命出现了20年差距的原因之一吧。子多不寿,但长寿的姨母却比母亲经受了更多的痛楚和煎熬。 一九七四年,正值文革时期。在一个漆黑的冬晨,姨夫吃罢早饭去上班,像往常一样,姨母将姨夫送出家门。可就在那一天,姨夫却永远的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再也没有走回家门。后来人们在一个水井中发现了他的遗体,人们无法知晓姨夫究竟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离开尘世,但人们不难想象在当时那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当一个人长期构建的价值体系被现实扭曲的时候,也许选择离开是最好的解脱吧。 姨母泪眼茫茫,婚姻对于她来说可谓悲伤连连。改嫁的无奈、中年丧夫的现实让姨母更加沉默了,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毫无选择的落在了她柔弱的双肩上。在近四十年漫长的寡居岁月里,姨母辛勤操劳。她早起晚睡,为孩子们缝缝补补、烧火做饭;她整饬农田、饲养家畜,早出晚归,为家庭生计劳作不辍。没有抱怨,只有苦干;没有泪水,只有期盼,四个孩子就是她坚强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柱。她盼着孩子们快快长大,她坚信苦日子总会有一天云开雾散。终于,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日子也逐渐的好了起来,两个表哥去外地发展了,三表哥也成家立业了,三姐也出嫁了。在漫长的期盼中,望着远走高飞的孩子们,姨母依然独自面对心中的那份花开花落。然而命运多舛,在她七十五岁的时候,大表哥去世了;在她八十五岁的时候,三表哥去世了。考虑到姨母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一家人都对她隐瞒了三表哥去世的实情。但姨母不断地问儿子的情况,都说表哥去看病了,还没有回来。但时间长了,姨母也是满心狐疑,自己不断地念叨:“你们说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不想我吗?”说着说着便流起泪来。 在姨母九十岁的时候,她还能坚持烧火做饭,但有一天她不小心跌倒把股骨头摔断了,从此她便瘫倒在床上,不复往昔的辛劳。我们去探望她,姨母的眼睛已经花的很厉害了,她努力地揉着眼睛,想看看我们,但终也看不清我们的模样。她流着泪说:“你们说我还活着干啥呢,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姨母是一个和气的人。对邻里庄乡很是恭敬,总是害怕自己有啥对不起人家的地方,邻居有什么事情她总是热心帮助,由此她也获得的了乡亲们的尊重。姨母去世时,许多乡亲都自愿把她送到墓地,已是古稀之年、刚动完手术的二表哥从北京赶来,为姨母打幡摔瓦,履行了一个孝子对养母的最后责任。 一抹疏林,半垄黄土,这就是姨母最终的归宿。“也信美人终成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姨母走了,但她的爱却永远揣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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