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星光熠熠的将帅群星中，将军的名字也许没有被列在最耀眼的行列中。在回忆录里，他也总是评价自己“文化不够”、“说话太直”。

  实际上从不少细节都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位将军不但善于观人，也很注重在日常工作中提升自我。

  1964年，陈毅元帅以“撤职”的玩笑话为名，行“挖角”之实，大概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周总理对此也十分赞同。

  当鄂豫皖地区爆发黄麻起义、和同乡小伙伴一起参加红十一军时，一帮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半大伢子，也就是人们口中的“红小鬼”。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接触到形形的战友和上下级，这才痛切地意识到，文化水平跟不上那是真的不行。

  如果要选择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职务来描述解放战争的，也许就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司令员。

  1947年，为了盘活整个中原大地的战局，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的图谋，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是南渡黄河、后又千里跃进大别山。

  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失去了根据地作为依靠，连不少重武器都因为行军困难而不得不放弃了。

  为了分担刘邓部队承受的压力，陈谢兵团受命渡河出师豫西，他们麾下的四纵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

  与此同时，太行军区则以现有的地方武装为基础，筹建起新的野战纵队协同作战。

  新建立的第九纵队虽然建制仍然归属晋冀鲁豫野战军，但因为当时战局的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为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成立后大多数军事行动都与陈谢兵团一起进行。

  后来，也还是为了加强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而召开宝丰会议，在会场，初次见到了时任中原局第二书记的陈毅元帅。

  自己也曾经说过，跟随时间最长的有、、邓子恢等上级，表扬和批评都挨过不少，彼此自然很熟悉。

  对于陈赓，也因为共同作战而相当熟悉，对他的学识、能力、军事指挥都很服气。

  唯独陈毅，虽然此前一直听说过种种传奇事迹，但直到宝丰会议，才有了机会真正地去接触和了解。

  但很可能由于两人性格中都有乐观向上的一面，办得了正事也开得起玩笑，因此每每见面都能聊得到一起去，两人间的气氛也很轻松。

  后世研究文章曾经总结过将军的几大性格特征，其中一大特点是“爱玩”。

  的回忆录中曾经讲过他争取入党的旧事，和他谈话的营政委给他提意见，说他言谈太直、好打不平又好提意见，这些习惯需要改善。

  他虽然承认了政委的话有道理，但同时也感觉自己就是这么个炮筒脾气，改不了了，再说了，“好提意见”怎么看也不能算是坏事吧？

  当时他担任警卫团手枪营连长，眼看着自己的队伍手上有手枪、背上有大刀，却因为有警卫任务而不能上阵。

  等他当上支队长的时候，开始玩炮；当上了军分区司令员，玩上了照相机；当上纵队司令员后，又玩起了汽车；当上军长后，玩无线电；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上甘岭战役，更是玩起了“喀秋莎”。

  有人认为他这些习惯是“玩物丧志”，但实际上，作为指战员，主动去了解更新更多的工具，也同样是战争中很重要的一环。

  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陈毅就见识过欧洲国家发达成熟的汽车工业，甚至还学会了开车。

  等到解放战争中从手里缴获来了汽车，陈毅不但自己常常开车兜风，还大力促进，要求华东野战军的干部都积极学会开车，让自己多一门技能。

  担任过陈毅司机的常志刚就曾经回忆，当时各部队之间配合紧密，常常需要开车送陈毅等首长去各处开会。

  而开车送陈毅去中野的前夕，常志刚就接到了来自粟裕的死命令，其中一条就是“无论找什么理由，都不能让军长（即陈毅）亲自开车。”

  另外坊间传说，郑州解放后请陈毅、陈赓吃的那顿著名“大餐”，也是由自己开着吉普车载人去的。

  工作之外，他们都是爱好广泛善于玩乐的人，但一旦开始做正事，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也是十分深厚。

  在中野九纵诞生之初，就非常明白，虽然同样是从太行走出来的纵队，但与此前的三纵、六纵等队伍相比，九纵的战场阅历是一大短板。

  他拿出了抗战时期带学生兵的细致和耐心，向干部战士反复讲清“打出去”、渡河作战的意义何在，同时也表态从自己做起，向同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老大哥”看齐，也向兄弟部队学习好的经验和方法。

  在此后的平汉、陇海路破击战及洛阳郑州战役中，这支队伍都打出了亮眼的表现。

  其中郑州战役期间，由于守城兵力本就以原属西北军的杂牌军40军为主，因此未战先逃，当时的攻城包围圈尚未完全到位，一旦让他们跑掉，很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变故。

  果然，由于果断决策、紧密合作，最终郑州之敌仍然被中野9纵与华野14纵联手包围于老鸦陈，确实没能跑掉。

  自1949年2月起，中国人民第十五军在原中野九纵的基础上成立起来，担任首任军长。

  这支部队不但参与了渡江战役、两广和大西南的解放作战，后来请缨入朝，更是打出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陆续在昆明军区、云南军区、等部门担任职务，用周总理某次的评价来说，就是“负责守御祖国西南大门”。

  西南三省的地貌大部分都符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老话，早年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想要出行一次更是麻烦。

  再加上守御西南边疆本身也是重要的任务，于是当1964年初春周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亚非14国、回程经过昆明时，与这两位老领导已经有好几年不见了。

  当时由云南省和昆明市牵头举办的欢迎招待会上，除了接受欢迎的两位正主之外，还有百来位外交官也在现场。

  面对三位数靠口才和急智完成工作的外交专业技术人员，以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致辞，热烈欢迎周总理和陈外长的到来。

  洋洋洒洒一篇发言，有欢迎有祝贺，既表达了感谢也有对于将来的展望，不但条理分明简明扼要，发言人也全程既从容又自信，简直不像是日常主抓军事工作的人。

  外交官们多少有些意外，周总理一边听着一边微笑点头，抱着右上臂的左手轻轻地敲打。

  陈老总就直率得多了，等到入席碰杯时就直接夸了一波，夸他嘴巴很厉害了，这是在哪里新学来的？

  陈毅兴致很高，举高酒杯再祝酒，还大笑着说了一句：“好你个，我看你这个司令是当不长了。”

  自然要想办法旁敲侧击问个清楚，然而此时的陈毅却又露出了“狡猾”的本色。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仍处于年富力强阶段，他一次能喝一斤茅台，而且基本不会有什么酒精反应。

  可惜是陈毅又一次故技重施，明明喝酒喝输了，但却始终不肯具体解释自己说的那句话，只用一句“最高机密”来搪塞。

  再度前往宾馆去陪同总理和陈老总，陈毅单独把他叫到房间同他“交底”。

  原来，陈毅的打算是要让换个岗位，到外交部门去，并希望他能担任驻外大使。

  陈毅不无遗憾地说，自己手下是真的缺人，既要政治上过硬，又要反应快擅长言辞，同时还得扛得住压力、坚持得了原则，这样的人说真的也不那么好找。

  虽说事出意外，却仍然秉持着身为党员不汲汲于个人得失、哪里需要去哪里的原则。

  他爽快地承诺“打起背包就能出发”，只是仍然担心自己的文化底子不够深厚，怕应付不了和外国人打交道。

  原来，陈毅虽然在欢迎招待会上就差不多有这个想法了，但他还是认为应当先和总理谈。

  他把想法一说，周总理也认为是很适合的人选，接着还作出了“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的评价概括。

  听到这句评论，不禁又一次感叹：周总理观人的细致入微、对各方信息的博闻强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让人无比敬仰佩服。

  曾经回忆，他认为周总理的办事风格极为认真且追求细节，如果你向他汇报工作，居然用了“大概”、“可能”之类的词语，那是注定要挨批评的。

  不仅如此，他往往还会从汇报的内容中提炼出需要我们来关注的要点，针对要点进行进一步提问。

  很多时候，汇报者总认为自身已经准备得很好、巨细靡遗没有遗漏了，但总理只要开始发问，往往还是会把汇报者问倒。

  每到这种时刻，周总理总是和颜悦色地给予肯定，随后要求再对那几个疑难问题进行一些调查核实。

  曾经讲过一个细节，当我国与缅甸关于领土所属问题存在争议时，周总理竟能随口就说出争议关联的几个村庄，就连每个村的面积这种细节也一清二楚。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位将军说了点大实话——要说个人好恶，那肯定还是更喜欢军队工作。毕竟从半大孩子就参军，做了好几十年，不但轻车熟路，关键是其中蕴含的感情太深了。

  但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地清楚，员不应该把职位高低、个人得失之类的事加入考虑，而是应当顾全大局、努力做到最好的任务结果。

  再加上这一调动背后还有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信任与肯定，更增加了他干好新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有了这样两位的肯定，给出了“召之即去”的回答，同时也预感到一旦改变工作岗位，肯定又得新学大量的新东西。

  他甚至都开始着手准备调动事务安排了，只是体检时发现了他的心脏有一些问题，到异国天气下长期居住有可能诱发疾病。

  将军仍然主要在军事领域发光发热，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大阅兵举行时，他还担任了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