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七个春秋，我唯一的姨母也离开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尘世。她以九十二岁的年龄，成为她居住的村庄中最为高寿的老人。九十二岁，近乎一个世纪的旅程。她经历了民国革命的呐喊、战乱的和新中国的黎明；她经历了少年的懵懂、青春的葱郁和暮年的落寞。九十二岁，她用泪水送走了父母、送走了丈夫、送走了亲生儿子；她用自己的坚守和温情，诉说着一个小脚女人的大爱无疆。 姨母二十九岁改嫁到这个村庄，续弦于姨夫。当时姨夫已是有两个儿子的父亲了，大表哥十六岁、二表哥十岁，后来姨母又和姨夫生育了一个儿子。他们一家五口人，姨夫的教师工资收入再加上集体的口粮分配，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要宽裕许多。 我们家老少十来口人，孩子多，劳力少，父亲的工资总是那几十元钱，一家人吃饭、人情岁往、儿娶女嫁等支出，使得家庭经济状况常常是捉襟见肘。同温饱抗争的酸涩就是我从小感受到的生活的滋味。吃饭是家中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的法则在我的家庭中体现得尤为真切。生计所迫，父母实在无法养活这么多的孩子了，加之姨母又没有女儿，经过商议，想把三姐过继给了姨母。姨母和姨夫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毅然接收了三姐。在那个清贫的岁月，增加一个饭碗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而年小的三姐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不断地追问父母：这么多的孩子，为什么偏偏将她舍弃给别人呢?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三姐回家时的哭泣，然后她在父母的催促中，又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家门。父母看着三姐单薄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泪水不觉淌满了脸颊。姨母知道三姐心里委屈，她时常安慰三姐，将三姐视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百般疼爱，将两个表哥也视同己出，给在现实中已失去亲生母爱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心理慰藉。 面对我们家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姨母始终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个家庭。她尽量用自己的辛劳帮助她唯一的妹妹度过生活的艰难，平淡的岁月里，她总是不时地挪着一双小脚，小心翼翼地给我们带来一把青枣甚至是几块咸菜，贴补我们家清贫的日子。姨母少言寡语，心态平和，虽是一母所生但她和母亲的性格却截然不同，这也许是她们的寿命出现了20年差距的原因之一吧。子多不寿，但长寿的姨母却比母亲经受了更多的痛楚和煎熬。 一九七四年，正值文革时期。在一个漆黑的冬晨，姨夫吃罢早饭去上班，像往常一样，姨母将姨夫送出家门。可就在那一天，姨夫却永远的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再也没有走回家门。后来人们在一个水井中发现了他的遗体，人们无法知晓姨夫究竟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离开尘世，但人们不难想象在当时那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当一个人长期构建的价值体系被现实扭曲的时候，也许选择离开是最好的解脱吧。 姨母泪眼茫茫，婚姻对于她来说可谓悲伤连连。改嫁的无奈、中年丧夫的现实让姨母更加沉默了，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毫无选择的落在了她柔弱的双肩上。在近四十年漫长的寡居岁月里，姨母辛勤操劳。她早起晚睡，为孩子们缝缝补补、烧火做饭；她整饬农田、饲养家畜，早出晚归，为家庭生计劳作不辍。没有抱怨，只有苦干；没有泪水，只有期盼，四个孩子就是她坚强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柱。她盼着孩子们快快长大，她坚信苦日子总会有一天云开雾散。终于,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日子也逐渐的好了起来，两个表哥去外地发展了，三表哥也成家立业了，三姐也出嫁了。在漫长的期盼中，望着远走高飞的孩子们，姨母依然独自面对心中的那份花开花落。然而命运多舛，在她七十五岁的时候，大表哥去世了；在她八十五岁的时候，三表哥去世了。考虑到姨母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一家人都对她隐瞒了三表哥去世的实情。但姨母不断地问儿子的情况，都说表哥去看病了，还没有回来。但时间长了，姨母也是满心狐疑，自己不断地念叨：“你们说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不想我吗？”说着说着便流起泪来。 在姨母九十岁的时候，她还能坚持烧火做饭，但有一天她不小心跌倒把股骨头摔断了，从此她便瘫倒在床上，不复往昔的辛劳。我们去探望她，姨母的眼睛已经花的很厉害了，她努力地揉着眼睛，想看看我们，但终也看不清我们的模样。她流着泪说：“你们说我还活着干啥呢，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姨母是一个和气的人。对邻里庄乡很是恭敬，总是害怕自己有啥对不起人家的地方，邻居有什么事情她总是热心帮助，由此她也获得的了乡亲们的尊重。姨母去世时，许多乡亲都自愿把她送到墓地，已是古稀之年、刚动完手术的二表哥从北京赶来，为姨母打幡摔瓦，履行了一个孝子对养母的最后责任。 一抹疏林，半垄黄土，这就是姨母最终的归宿。“也信美人终成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姨母走了，但她的爱却永远揣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