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檢驗產品質量。它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手工業管理制度，《禮記·月令》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大量刻畫著工匠名字的出土文物說明這一制度起源很早，源遠流長。某種意義來說，“物勒工名”是我國最早的問責制，它不僅是產品質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傳統工匠精神傳承的重要保証。

  “物勒工名”制度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早在商周時期即有在青銅器上刻記人名的現象，但此時多是標明物品的所有者，並非制作者。將制造者名字刻上器物的情況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有些器物上還出現了主造人和監造人的名字，如《殷周金文集成》所錄的“十一年藺令矛”上刻有“十一年，藺令肖狽、下庫工師臤石、冶人參所鑄鈷戶者”的銘文，記錄了令（主持者）、工師（監造者）、冶人（制作者）的名字。這種現象在變法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的秦國也大量出現。

  秦朝實現了國家統一，“物勒工名”制度也隨之被進一步強化，不僅在實踐中加強考核，在法律上也得以強化，這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有具體的規定，如《工律》說“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書之”。又《效律》雲:“公器不久刻者，官嗇夫貲一盾。”這說明“物勒工名”制度在秦朝就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來。

  漢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的實施日臻完備，其顯著標志是，這一制度已深入到官營手工業的各個方面，目前在一些銅器、漆器、鐵器、骨簽等出土文物上均發現有銘文，而且銘刻內容較為豐富，如1956年，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出土的漆耳杯上題字雲：“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髹丹畫木黃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階、銅耳黃涂工常、畫工方、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惲、守長音、丞馮掾林，守令史譚主。”銘文介紹了產品制造的時間、地點、參與制造和監督人員的名單。這說明，在漢代，“物勒工名”制度已經相當成熟。

  唐朝在承襲前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基礎上，對該制度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一方面，政府為了確保官營手工業技術領域后繼有人，對手工業實行工匠征集制度，為工匠設立“匠籍”，子弟要世襲匠籍。另一方面，政府把“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匠的培養考核結合起來，如《書·百官志》記載：“細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這一材料說明唐代對屬於“細鏤之工”的金銀工匠及金銀器制造，從工匠技藝的培訓，到產品的制造、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套嚴格的制度。由於政府注重對工匠的培訓與考核，唐代涌現出了一批技藝精湛的工匠或工匠家族。如曾參與建造昭陵、翠微宮、玉華宮等大型工程的閻立德，便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師。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發展的高峰，政府對手工業尤其是官營手工業的管理自然更加嚴格，“勒名”制度也更為規范、具體，最突出的是在工程材料上都要層層勒名。南京明城牆即為典型的代表。櫛風沐雨六百余年，南京明城牆至今仍然雄偉堅固，其中原因很多，有一個細節格外值得關注，每塊城牆磚背后的勒名與當時嚴格的責任制是密不可分的。如在一塊“黃州府蘄水縣”銘文城磚上刻有67個字，記錄了十一級燒磚責任人：黃州府提調官同知曹振祖、司吏黃璣，蘄州提調官判官馬彝、司吏倪琦，蘄水縣提調官主簿夏時中、司吏謝原，總甲李谷雲、甲首葉邦泰、小甲徐貴，窯匠黃益，造磚人夫何興。這是目前南京城牆上發現的責任層級最多的一塊。據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結構嚴密、層次分明的質量責任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上到府縣官吏、下到具體做磚的窯匠、民夫，包括基層的總甲、甲首、小甲等管理或者經辦人員都要把名字刻在磚上。這種精確到人的責任制，有效加強了制磚工序的管理和監督。

  我國古代“物勒工名”的手工業管理制度歷史悠久，在保証產品或者工程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制度之所以產生並長期延續，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提升產品質量的要求。周平王遷都后，原有的統治秩序被打破，國家間的競爭和對抗不斷升級，春秋戰國時期國家間戰爭頻繁，諸多諸侯國在戰爭中灰飛煙滅。《管子·兵法》指出“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說明在冷兵器時代，武器裝備的質量對戰爭的勝負影響極大。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形勢，各國都紛紛提升了對武器裝備的質量要求，“物勒工名”的責任追究制度便應運而生了。因而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勒名的多為戈、矛等戰爭利器。另一方面，在古代社會，官營手工業產品多提供給統治集團享用，“犀象珠玉，……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夸咤”（《后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這些物品對質量的要求自然很高。統治集團積極助推“物勒工名”制度也是為了滿足其自身奢侈生活的需求。

  社會分工的需要。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發展迅速，技術更為復雜、成熟，同時新的生產部門不斷涌現，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考工記》記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類工種，反映出當時中國所達到的科技及工藝水平。越來越細致的社會分工，讓生產技術日益專業化，一件產品的完成需要多個工種的配合，隻要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影響整個產品的質量。這就需要一種質量監督管理制度來保証產品的質量，在產品出現質量問題時，能夠有效地進行追責，在這種形勢下，“物勒工名”制度的產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技術精湛的私營手工業者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紛紛借鑒官營手工業“物勒工名”的做法，主動在商品上刻下自己的名號，來標識和推銷自己的產品，這便成為商標的雛形。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民間陶器上便出現了“咸完裡奢”“咸沙裡突”的字樣。這些手工業者在陶器上刻上自己的住處和名字，以與他人區別開來，目的在於彰顯自己精湛的制作技術。到了宋朝，便形成了產品的品牌和商標。后來一些品牌成為百年老字號，出現了如“張小泉”剪刀、“王麻子”刀剪、洛陽老城的“濟世堂李佔標膏藥”等著名的品牌，這些名稱本身成為產品質量過硬的符號象征。可見，民間手工業者的推動也是“物勒工名”制度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

  自古以來，我國先民就注重追求工匠精神，如《禮記》雲“差若毫厘，謬以千裡”，《考工記》指出，“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傳統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精益求精、敬業專一、誠實守信等內容。“物勒工名”制度對傳統工匠精神的形成和傳承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精益求精。中國古代工匠極為重視生產技術上的精益求精，《詩經》中即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說法，切、磋、琢、磨都是在生產中反復進行加工的動作，可見早在先秦時期工匠們就重視產品加工中的質量問題了。“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統治者制定了嚴格的質量監管體系，工匠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對產品的質量要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車輛時，要求車輪達到的技術要求是：“規之以眡其圜也，萭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考工記》）。意即車輪圓不圓，輻與牙相交處是不是直角，上下車輻是否成一條直線，兩個輪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是否相等都認真對待，一絲不苟。在追求產品質量的過程中，工匠們逐漸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識。

  敬業專一。“物勒工名”作為一種制度長期約束著工匠這一群體，對其產生的精神影響是很大的，在這種要求和壓力之下，工匠必須對自己的產品質量負責，認真勞作，兢兢業業，久而久之就內化為“敬業專一”的意識和實踐。《禮記·月令》有雲，“物勒工名，以考其誠”，這裡的“誠”就是敬業專一的體現，其要求是“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指出優質的產品應當是“精良的”，而不是“奇異的”，而精良的產品必須通過敬業專一的“功致”生產出來。

  誠實守信。我國先民十分重視誠信，唐代名臣魏征說“德禮誠信，國之大綱”（《貞觀政要·誠信》），把誠信作為治國之大綱加以強調。誠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體現。“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產品都有明確的責任人，政府對不合格產品的追查和處理也十分嚴格。《秦律·雜抄》規定：“稟卒兵，不完善（繕），丞、庫嗇夫、吏貲二甲，法廢”，也就是說在士兵使用武器的過程中，如果發現質量問題，武器的制造者將被罰款，甚至被追責。“物勒工名”制度讓“以次充好”的行為沒有生存空間，彰顯了對消費者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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